上海的业余钢琴教育
上海究竟有多少儿童在弹钢琴呢?有人说不低于8000，有人说1万，也有人说数万。上海儿童学琴的数字在全国的30个省市自治区中居首恐怕没啥疑义吧?
上海的业余钢琴教育很出色，与上海音乐学院专业教育的滑坡状态正好相反。目前全 国范围内的业余教育也都好于专业教育，这主要是得力于师资的作用。教师搞业余教学的积极性普遍比搞专业教育高，这是因为业余教学收入远远高于专业教学。钢琴热的出现，给许多家庭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压力，也使许多钢琴老师或者非钢琴专业但也搞业余教琴的人们改善了经济状况。不少城市里有夫妻教琴、母女教琴，只要一方有点名气，就有许多慕名而来的求学者。有名气的教不过来，就推到没名气的手下。说是先教一段再移过来，可移不移、啥时移则都成问题。有的时间一长，教扭了，即便移过去，也造成了损失。每个搞专业的教师几乎手头都有业余学生。大量精力和时间用于业余教学，势必要影响专业教学。何况许多人业余教学肯卖力而专业教学不卖力。
上海的业余教育既分散，又有组织。上海有钢琴学会，会长李名强，顾问吴乐懿，名誉会长丁善德，秘书长陈庆峰。学会有200多会员。
我采访了陈庆峰。他是上海音协的副秘书长，他似乎对工作并不热衷，大概是他不喜欢繁忙杂乱的行政工作。他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想回附中教学。他不让我写他，也不希望我采写他们开展的业余儿童钢琴考级活动。这种考级活动是从国外引进来的。据说始作俑者是英国皇家音乐学院，传至香港。上海是从香港学来的，已经搞了两年。这种活动在上海影响很大。1988年第一次搞有500人报名，1989年第二次搞增加到1300多人。监考及评委从上海的大中小钢琴专业的老师中出，共有20多人。考级占用4个星期天，分5个考场同时进行。参加考级的儿童分别编上号码，号码印在报名单上，进考场时拿着报名单。考核曲目是专门规定的，单独编的教材，再印成谱子。一个小时考10个选手。
考级分一、二、三……至十级，越往上递进考准的人越少。考3级的比例大致是6%，4级的3%。第一次考到三级，1989年第二次组织考到5级。1990年准备考到8级，以后再考到10级。考上级的有相应的待遇，准备和教育局通融，学生如果考3级以上，考重点学校时，可以额外加10分；考上8级的，如果考附中，可以免初试。另外，上海音乐家协会还可以介绍他或她到文艺团体工作，并且授予他们招收钢琴学生的资格。
在上海12个区中，徐汇区、卢湾区、黄浦区、静庵区的儿童学钢琴的比较多。而南市区、杨浦区、闸北区、虹口区相对少一些。这些地区教师比较少，也有杨浦区的儿童赶到徐汇区找老师学的。在上海，学琴人数近几年上升得很快，原先的矛盾是买不起或买不到琴，现在的矛盾是找不到老师。从组织考级情况看，老师好一些的，正规些的，儿童的钢琴就弹得好一些。一知半解的人教孩子，孩子就倒霉了。孩子身上出现的问题反映出老师的问题。
我在上海走访了一处工人新村。这地方是上海钢琴教育的薄弱地区。学钢琴的孩子占儿童总数的0.5%，而教钢琴的只有一人，姓郭。此人不是搞钢琴专业的，是工人，但特别喜欢别人称他郭老师。我到他家采访时，他特高兴，可我一问到他的工作，他显得十分尴尬。外表看去，这人的确缺少搞钢琴教育所应有的风度和气质，个头和手都很小。他跟我说他“文革”期间受了磨难，家里好多藏书都被收缴，至今未还。我相信他这个人很诚实，但同时也从他的絮叨中察觉到他的神经好像也是在那时受了刺激。
郭老师先后教过几个学生。原先市面上收费30元时，他收10元；市面上涨至40元时，他收20元。据他自己说，他教琴十分认真，为了声誉。这一点看得出来，他是顾及情面的人，也是特别热心于钢琴教育的人。但我实在不敢恭维他的教学水平。曾经有个万元户的孩子找到他门下，是个女孩，非常喜欢钢琴，做梦都梦见自己在弹钢琴。可是，跟他学了一段后，突然不来了。他上门去问，人家搪塞说孩子不想学了，嫌他太凶。他觉得委屈。他是为了严格要求，为了对那孩子负责任呀!那孩子天资挺好，他认为不学太可惜了。
他又二番登门，他想跟那女孩谈谈话，问问她是不是怕他，是不是他太凶。可他分明发现家长不愿让孩子见他。后来那女孩改学了电子琴，他听说又去劝那家长。他对我嘟哝着抱怨那万元户家长对孩子不负责任，不该听信孩子的话。我觉得他那股痴劲儿挺好笑。我实在想象不出他发脾气能构成“凶”相?会让女孩害怕?我觉得那万元户家长不让孩子跟他学琴大概恰恰是出于相反的原因，他太绵软，太没有尊严了吧？家长大概瞧不上他，就不让孩子跟他学了。可他竟把人家的借口当成真的理由。
他的性格的确很好，热心地带我去他曾经教过的一个女孩家。这是个工人家庭的女孩，在门口迎接我们。她的气质相当不错，说话也极有礼貌。起初她妈妈没在家，后来她把妈妈找回来。妈妈也是个工人，挺热情地让我们坐。
二间串通的房子，外屋住老人，挺乱，里屋放着一台钢琴，一张双人床，一个写字台，显得很拥挤。女孩的妈妈说当初和孩子爸爸去少年宫，回来后从郭老师的家门口走，看到他正在教钢琴，就让女儿跟他学。女儿很聪明，曾在上海市小青蛙故事比赛中获过一等奖。孩子一学上钢琴，当父亲的就花2300元买了一台旧的外国钢琴，原打算修一下凑合用，可少年宫一位老师来一看，说这琴不行，小孩弹上去手要弹坏的。结果把旧琴卖了，又想方设法买新琴。当工人的父亲首先得请假，跑到郊区订货，人家说订不上，他好说歹说，人家同意了，让他马上交钱，他又一头大汗跑出去借钱。旧琴当时没拉走，钱没收回来。旧琴和新琴是同时出入家门的。人家来拉旧琴时，孩子爸爸给司机塞了几十元钱，求司机帮忙去拉来了新琴，而后又花了100多元钱请人帮着往楼上搬。那台旧琴往楼下搬，也是请人帮忙的，也花了100元。花了多少钱不说，出得那份气力一辈子也忘不了。可是，为什么孩子不学了呢?
我问那女人，她说是因为孩子功课太忙。可我感觉她是言不由衷。郭老师也抠问孩子为什么辍学，说不学太可惜。我想，一定是孩子家长不让孩子跟他学了，或许已经换了新的老师。但当我让那女孩弹奏时，我发觉她不像换了新的老师，因为孩子的指法有明显的毛病。他也问女孩弹的这首曲子是跟谁学的，女孩说跟磁带学的。不管女孩是否说谎，也不管是不是换了老师，可以肯定地说，从她的手型的毛病看，就是换了老师也不会比面前这位强多少。我瞅着这女孩自然条件相当不错的手，瞅着她那相当文静的气质，真为她可惜。上海这么大，她偏偏住在这里。如果她住在徐汇区或者别的地方，找个好老师教，肯定会有发展。
郭老师跟我说，附近还有一个小孩，那一年才四岁。“她爸爸抱着她闲逛时，见我弹琴不肯离开，吵着管她爸爸要学钢琴。她爸爸问我：‘四岁能学琴吗?’我见她太小。不愿添负担，正犹豫不决时，孩子哭了。问她为什么哭她说一定要学钢琴。我答应了，试试看。她们家没有琴，每天到我家来练，练了一个月，我只收10元钱。我收少了，他可能以为学费太低，说明我水平不高，就不来了。”
这个例子我觉得他分析对了。这有点像买东西，出于一种心理状态，越便宜反倒越不买，正应了“便宜没好货”那句话。
鉴于目前任何城市也没有实行钢琴老师考核教学资格，我觉得这位工人完全可以教初级的儿童。从他的谈吐中，我感觉到他还不是那种单纯为了**的人，他挺有自知之明，收费很低，教学的积极性也蛮高。据他说，他还培养了一个值得骄傲的人才，被一家音乐幼儿园录取了，在那里学钢琴。他还说吴乐懿去那幼儿园时，看中了那个孩子，让自己的学生好好培养这个孩子。他说这话时，充满了自豪。可惜那天下午是阴天，没有光线可以使他的面部生动起来。我走出那楼群时，感到那些住宅都挺灰暗。住在这里的孩子再有钢琴天赋，也极可能未发展便荒废了，上海也有这等“死角”。
上海有许多从事业余钢琴教育的部门。上海音乐学院附小有个业余班，是从经过考试的很多儿童中挑选出的，其中有本市的也有外地的，这是附小招生的主要来源。附小的好多学生都是从业余班进附小的。上海还有个民主党派创办的“菲菲艺术学校”，也是业余的，其中有钢琴教育，聘请的都是各大专院校搞钢琴专业的老师。上海音乐学院还在民间搞了个业余钢琴班，学生人数很多。
上海乐皇钢琴厂和上海音乐学院联合搞了钢琴训练班，如果买他们的钢琴可以**学琴半年。这都是为了推销钢琴想的办法。除此之外，各区少年宫，包括群众艺术馆都办了儿童钢琴班。在所有的有组织的业余教育中，有一个水平最高、师资力量最强的学校——上海聂耳钢琴学校。这是个很有名气的学校，相当于周广仁在北京创办的星海钢琴学校。但聂耳钢琴学校的质量要比星海钢琴学校的高，它是专门培养钢琴尖子的。招收小学生，实际上等于中学的预科班。1988年搞了第一期，招收尖子学生，整个上海只招收了25名。聘请上海第一流的20名经验丰富的钢琴老师任教。据说给老师的报酬也相当高，但具体有多少钱，我也不知道。
一年搞下来，影响很大。一年之后，不好的淘汰，好的补充，1989年又办了第二届，连同第一届的学生一共30名。这些学生到升入中学时就停掉了。这里还实行奖学金制度，特别好的学生学费减半，(学费40元)。这样便形成了竞争。好的学生，直接送附小、附中。即使不保送，这么好的规范的训练也是有利于出人才的。1989年11月底，聂耳钢琴学校举行了一次钢琴演奏会，可惜我没能看到。
上海业余教琴收费已由原先的50元提高到80元。最高的100元。(四节课，每周一节)据说还有高于100元的。随着物价上涨，家长们最担心的就是学费提高。当然也还有低于50元的，如前边写到的那位郭老师。
上海钢琴水平毕竟起点高，师资水平相对要高一些，儿童的素质也比较好，后备力量很强。几年来，一茬一茬地往外冒，始终保持不衰的势头。这与群众性的业余教育和组织起来培养提高是分不开的。组织业余考级，是个好办法，对于普及钢琴教育和促进钢琴水平的提高大有裨益。
上海的学琴儿童家长们对钢琴的理解和认识比较正确，大多是为了开发孩子智力，为了使孩子提高艺术素养，而纯功利的死盯着这条路不撞南墙不回头甚至撞了南墙亦不回头的家长较少。这与上海的文化背景有关，也与上海人的文化素质有关。
